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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送青青去daycare，她非但没有哭，反而在老师接过她时温顺地趴在老师怀里。 你们不知道，当时我心里感到多么幸福，和一种发自内心的安慰。 离开中国时，我就想过，假如由于种种原因，必须一个人带女儿，我能否支撑下去。我今天有了一点点信心。

晚上青青在被子里和我捉迷藏。她笑的时候，让人觉得黑暗的天空中也有太阳。 青青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爱的人。或许为了她，我愿意舍弃一切，但同样，为了她，我什么也不能舍弃。 我必须承认，有了她，我失去了很多自由。有了她，我产生了很多忧虑，因为我不再能够毫无顾忌地想一些事情，做一些事情（要知道，我以前最容易产生的念头便是，人生在世，了不起一死！我现在没有这么想的奢侈了） 我开始在乎很多事情，并且很多时候开始委屈求全，其根本原因，都在于我爱我的女儿。为了我的女儿，我不能再无畏人世的所有婆婆妈妈和刀山火海。我再也不能笑傲江湖，绝尘而去。

我来美国四个月，每天中午都吃比萨饼，色拉，或者汉堡。我从来没有抱怨过，也没有觉得这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尽管边上的同事似乎都觉得我在承受巨大的苦难。 中国人在吃的方面总是特别娇惯自己，似乎自己的胃特别脆弱。我的看法是，别把自己太当回事。你比自己想象的坚强得多，也宽容得多。 今天雯子带我去体验家附近的一个西餐店。有粗旷的牛肉三明治，粗旷的烤猪排。感觉就是肉多，吃得人翻白眼。我吃过的美国东西不能算多，但请让我发表自己的看法。对美国人来说，精彩的烹饪，考究的口味，或者五花八门的调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干净的，有热量，有营养的食物吃到了肚子里。 但对中国人来说，生活的目标完全相反。

在MOTO目前做的是无聊的工作，要么是没有事情可干，要么是读读Log。我计算着，干多久这样的工作能使我残废。也许一年？ 我一生中对工作的唯一理想，是安静的写一些有意义的程序。我热爱计算机和二进制。我对大部分人追求的做一个小领导，或者经理人没有丝毫的兴趣，甚至鄙视和厌恶。假如有十来个人向我汇报工作，我只会感到这会使我失去自由，因为我必须去关心我并不想关心的人。 一直想离开MOTO，但却没有任何快速可靠的途径，是我对伟大的美国失去耐心的重要原因。

判断一个父母好坏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孩子能够自由飞翔的时候他们的态度，一般只有两种态度： 1）孩子你走吧，去更好的地方，再也不要回来了，去追求你的幸福吧。 2）你走了，我们怎么办？你不能走。

雯子和我讲了清华女生被投毒案的事情。一个人理智和感情正常的人听到这样的故事都会感到血涌上大脑，并且愤怒和抓狂。 我已经过了热烈追求正义的年龄。尤其我考虑到，中国是个没有正义的国家，而且一百年内或许都不会改变（抱歉，我不是刺激你们，如果你还生在中国）。因此，仔细考虑了一番，我不准备感到愤慨。但是，我还是无法避免感到痛苦，一个优秀的女孩，被另外一个人的嫉妒彻底摧毁了。而且，凶手可以依靠中国特有的皇权庇护逍遥自在，并且还有整个体制为之准备了遮羞布。这无法不使人的良知被刺痛。 最后，我向你们忏悔。因为，我安慰自己的唯一阿Q方式是，我和那个国家再也没有关系。我对于我热爱的正义，无能为力。因此，我最终只能选择自由。

雯子来到美国，有两个重要的收获。 第一，她会做饭了，而且做得非常好。这点非常奇怪。我每天下班都有饭吃。这是一件我在几十年的生涯中从来没有敢想象的事情。。。 第二，她懂历史了。由于再也不用翻墙，她可以看YOUTUBE上所有的东西。她似乎突然明白了，她以前教科书里读的东西全是假的。

我已经不记得16年前，在澳大利亚去的教堂究竟在何处了。 谷歌帮上了忙。我打开了谷歌地图，搜索了阿得莱德所有的中文教堂，并通过街景模式仔细比较街道和建筑。我的记忆已经非常淡漠（那时候我是路盲，也从来没有仔细研究过教堂的模样）。但最终我确定，那个教堂叫澳亚基督教堂。 按照教堂网页上的信息，写了一封EMAIL，问他们是否还有一个叫丙刚的兄弟。令人吃惊的是，一个叫EVA的回信了，说丙刚确实还在。还问我是否认识邓炯光。我说，除了另外一个叫KINGKONG的人，我大概谁也不记得了。 对方给了一个让我昏倒的回答，她说，KING KONG就是邓炯光。 一切就象梦一样。我剩下的唯一事情，或许就是等个一年，卖掉中国的房子，抽空去新西兰找份工作，然后离开伟大的美利坚合众国。

青青咳嗽没完全好，我也中枪了，喉咙象火一样燃烧，有时说不出话来。我们全家都感冒了。 过去五年我过着放纵的生活，从没有系统地锻炼，以至于我一直感到骄傲的体质现在竟然虚弱到无法抵抗感冒病毒的程度。病好后，我决定好好锻炼身体，免得早早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