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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需要的办公环境：空调很冷，人少，处理器快一点。 以上条件都不满足。因此，我的大脑感到厌倦。读ISO标准时不停打瞌睡。

我夜里做梦总是几个事情，我又回摩托工作了，我的车被偷了，我移民去了欧洲，我从小学重新读起，但是没考上大学。 最苦逼的事情是，我白日里并不做梦。我的意思是我从不幻想我的口袋里没有的东西。我不像公司里坐我边上的小妞，她天天幻想自己做CEO。 我不鄙视别人的梦想，因为我也做过好梦。但是现在，我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我想要一件事情和我一定会实现它是等价的。

我在电话里给老妈解释为什么美国是个伟大的国家。 我说，你看我这样的没有什么惊人才华的普通人，既没有博士学位，也没有头衔，但是那一年美国人允许我去他们那里工作。我既不是美国公民，也没有美国绿卡，但是美国允许我拿他们的驾照，允许我在那里开个银行账号，允许我有医疗保险，允许我有养老保险，允许自己孩子免费上小学，所有合法公民有的权利我都有，除了选举权。 你看见过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家多狼狈吗，多么羞辱吗？你办过异地养老转移吗，你在外地生过病吗，在你没有身份的北京你孩子是怎么上学，怎么高考的？ 别再丢人说你是生在中国的自豪的中国人了。

intel好像并不是一直这么愚蠢的。 听到Linus大骂Intel时，我心里很愉快。

晚上给青青读书，对我也是个再教育的过程。国外的图书，无论是纯真的英语还是实际的内容本身，都是非常有益于人的身心和品味的。和我们小时候读的八股文以及假大空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这就是我说的和孩子一起成长的意思。

我女儿话多的惊人。和小朋友在一起，全场都是她脱口秀。这和我小时候差得有点大。 这世界上是否有天生内向，胆怯的孩子？现在我有点怀疑了。我的童年乃至后来当然是内向的，但这难道不是环境的结果？假如每个人都像我这样养孩子，所有孩子都应该是外向的。 我当然不是说外向很完美，然而究其根本，也没什么不好。一个孩子充满信心，可以和所有人成为朋友，这本身就对人生有益。至少，我很长时间不善和女孩子交流，我对于她们的长期认识都是空想的，形而上学的，和虚幻的。这对我人生的早期产生深远的悲剧性的影响。 我希望我的孩子有我全部好的地方，但是不必犯同样的错误。

教会发了小册子，关于安乐死。新西兰即将通过安乐死法案。多了些政治讨论。 教会当然是反对安乐死的，小册子里当然有些有意义的反驳的观点。然后，这些观点的逻辑本身存在问题，因为它们的论证手段本身可以驳斥它们自己。 比如，它合理的指出，一旦安乐死合法化，很多晚期病症的老人可能被家人暗示或者确切地建议安乐死。这当然是必然发生的事实，毕竟这在经济上符合活人的利益。 然而，假如有两个老人，都是癌症晚期，都在承受巨大的生理痛苦，一个头脑清醒，意志坚定，知道自己必死，希望自己有尊严地结束自己的生命，另外一个模棱两可，不介意再残喘两个月，但是假如家人讨厌多看到自己活两个月也不介意立即接受安乐死。 我们愿意保证前者自由地选择自己死亡的权利，还是替意志薄弱的后者作决定说，你不该去死。所以，所有人都没有权利选择死。 我对很多教会或者所谓珍爱生命团体感到厌恶，他们的愚蠢令人吃惊。你们凭什么认为自己比别人更了解他们自己生命的价值呢？是你们智商更高吗，是你们更高尚，或者更伪善吗？ 新西兰和中国有很大区别。中国的很多儿女可能为父母临危的重病倾家荡产，身心俱疲。新西兰完全没有这样的事情。西方社会将父母和成年子女的经济义务和赡养义务完全切割。老人临终不过是躺在养老院里等待死亡。这种情况下，还认为老人不能合理决定自己的死亡，是侮辱老人的智商，还是你们自己的智商？

世界上最扫兴的时候，就是你觉得自己重了，需要减肥了，忽然出现在一群胖子中间，夸你身材好。惊闻你居然产生减肥这种不可思议的想法。 人生有很多这样视角畸变的事情。但是，我要相信自己的判断，管住自己的嘴，明天继续去健身馆。

今天一个教会弟兄，也是邻居，孩子一岁生日。在他家聚会。一大群人，炭火上的烤肉滋滋冒油，花园里凉风习习。我难得可以喝点啤酒。好久没走江湖，因此也很久没这样拿着一瓶啤酒对着天空自饮了。 一位老者说我像日本人。年轻时被人这么说，为什么年纪大了还是这样。

天快黑时，不停地下着雨。忽然间整个天空变成奇怪的紫色，不知道为什么。此时已经完全没有阳光。 去年夏天农民因为干旱哭泣。不知道今年是否因为相反的原因心疼。 我喜欢下雨天时坐在安静的卧室里。听着砰砰的雨点，像遥远的战鼓。 在南京时我也喜欢下雨，但主要原因是希望雨水洗掉一些空气污染。在二十多前，南京的天气也有自然的率性，烟雨的江南笼罩着淡漠的哀愁，青草地上有蛙的歌唱。我曾经多么爱那个地方。